婴孩的死亡其实并不是一个罕见事件，包括流产和堕胎，但我们却少有看见人们讨论，尤其是对心理方面的讨论。

《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2021》数据表明,我国人工流产数量高达976.2万例显示，同年的新生儿出生数量为1062万，这还没算上自然流产的数量。可以说，被打掉的孩子和出生的孩子数量相当。

我们对失去过小孩子的家庭的关注是不足的。我们认同失子的家庭是痛苦的，好像孩子小到一定程度，它的遽然消失就不会对家庭带来影响。

实际却不然，无论孩子是早夭、自然流产或是人工流产，无论他是否已经降生，他都会为这个素未谋面的家庭产生动力，他会扰乱现有的平衡，带来痛苦，为家庭的结构、规则和互动模式产生影响。

那他们会为家庭带来哪些动力？今天，我们就从家庭系统动力来解释这个问题。

01

早夭：孩子否定了我的父母身份

无论孩子的早亡是因为什么原因，是天生疾病还是意外事故，父母都有可能陷入自罪倾向，他们被内疚、自责和罪恶感击中，觉得是自己没有尽到照顾好孩子的责任。

“如果我当时多注意一点……”“如果我能给孩子更好的照顾……”父母会控制不住地有这种想法，哪怕他们当时已经尽力，仍可能觉得自己照顾不周，这种罪恶感会延伸到其他家庭成员中，他们会认为家庭因为孩子早夭的悲伤氛围也是自己造成的。

孩子的早夭，对父母来说，也是一种被遗弃的体验。他们可能会觉得，孩子在自己最需要他的时候离开了，他的死亡攻击了父母的身份，他们被剥夺了“作为照顾者和养育者的角色”。

一方面，在备孕的过程他们已经开展从青年转变为彻底的成人一一对父母，内在的父母身份模式已经开启，但与孩子的关系对象已不复存在，他们变成了“没有孩子可养育的父母”。

孩子的死亡是对他们父母身份的否定，于是“孩子，你是不是觉得我不够好，所以才离开我？”这种想法也会随之出现。

同时，丧亲的恐惧会一直伴随着父母，他们会担忧自己所爱的人是否也会这样在自己无法掌控的情况下死去。

“是不是我不够好你才离开我”的这种想法，让父母感到痛苦，为了应对这种痛苦，他们会发展出一套替代性补偿机制——在其他的孩子身上找夭折孩子的影子，乃至让其他孩子“成为”夭折的那个孩子。

例如说，让下一个出生的孩子和夭折的孩子同名，或者找另一个与夭折孩子相似的孩子，赋予他死去孩子的品格，对他过分溺爱。这样一来，死去的孩子好像转世为人，又再次来到了我们家庭中。

无论是哪种情况，对活着的孩子来说，他都很难再快乐了。

如果他坚持否认自己是那个死去的孩子，要家长对他们作出区分，那他就是在伤害父母，因为他破灭了父母的愿望。

而如果他扮演好另一个孩子，他就注定无法做自己，他就会失去自我，并且他还要承受父母的死亡焦虑——因为如果他那么像那个死去的孩子，那么他也可能过早地死去。

父母会对活着的孩子心存恐惧，担心活着的孩子重蹈夭折孩子的悲剧，可能会过度照料孩子。

而沈老师经常说一句话：担心里面有相信。

我担心你去世，是因为我相信你会去世。

而孩子也会跟随父母的相信，认为自己真的有早逝的风险，变得焦虑乃至出现疑病。

被挑选为替代品的孩子可能会受到溺爱和放纵，以代替补偿死去的孩子，但这种溺爱未必会为他带来快乐。

在他物质充裕、备受宠爱的同时，他也会看见父母会用限制自己发展，限制自己快乐的方式来陪伴孩子。

因为我抚养的孩子死去，我没有尽到父母的责任，所以我惩罚我不能快乐。

而如果父母不快乐，那么活着的孩子也很难快乐。

02

流产与堕胎：不能被看见的哀伤

在欧美等地区，堕胎因为宗教原因经常伴随着激烈的道德争议，在中国，人工流产某种意义上是被正常化了，尽管如此，家长的痛苦，尤其是女性的痛苦依然是深重的。

尽管都是流产，人工流产和自然流产的动力依然会有所不同。自然流产是孩子不要你，人工流产是你不要孩子。

或者说，自然流产是你潜意识里不想要这个孩子。

你内在拒绝孩子的出生，可能是你对新身份的不安，你不想要那么快成为一个母亲，你害怕生育后对身体的伤害，你婚后对丈夫产生了不信任，你不知道他能否成为一个合格的父亲，不知道他是否会爱孩子，是否会照顾怀孕的你，不知道生出孩子后你在他心中的地位会不会下降。

种种不安让你拒绝了孩子的出生，或者只是一次意外，一个摔倒、一次误食，孩子的自然流产依然会给你带来罪恶感，有了罪恶感，你会自我责备，会不自觉地进行赎罪。

人工流产的罪恶感则更重一步，无论是父亲还是母亲，无形当中就把自己变成了罪犯。

自然流产似乎在指责母亲：你未能为婴儿的降生提供良好的温床，而人工流产对父母来说都是不光彩的，它在昭示结合的双方并不纯洁。

当然，这里并不是在说，孩子流产一定是你的错，有些确实是纯粹客观因素影响，有些只是可能是潜意识在作用，而在我们没有察觉时，我们对潜意识是无能为力的。

流产带来的丧失经常不为外人所知或者不被承认，并且也不被人所重视，因此会使得这些丧失变得更为痛苦。

在《Empty Cradle, Broken Heart》中，一位母亲如此说：“社会希望我们隐形。没人想谈论夭折的婴儿，或承认那些失去孩子的母亲。社会只想让我们像不光彩的秘密一样躲起来。你几乎感觉自己像个麻风病人。我们看着人们的回避，对我们的处境如此不适。要是我们也能选择回避，或只因不适而忽略现实就好了。但这就是我们的现实。我们无法‘关闭’痛苦，必须余生与之共处。尽管我们渴望逃避这无法承受的痛，却无从选择。”

在许多社会中，死亡仍是不可随意谈论的话题。它不再被视为生命循环中不可避免的自然部分，反而成为令人反感甚至恶心的事，最好避而远之。

多卡阿提出的“被剥夺的哀伤”正是说明这种情况：哀悼者与逝者的关系不被社会认可，或者不为外人所知，因此哀悼者不会得到相应的社会支持。

当哀悼者无法得到足够的社会支持，他们的哀伤可能演变为慢性哀伤：他们哀伤症状的持续时间和强度会偏离文化习俗，原本社会认为“这种哀伤可能会持续两三个月”，而哀悼者却发现他们在好几年后依然无法从哀伤中走出。

在母体中，胎儿的每一次胎动都仿佛是一次生命鲜活的悦动，然而在流产之后，这个曾与母亲血肉相连的存在，仅仅因为死亡就沦为一团令人厌恶的血肉，这种转变让母亲难以接受，更糟的是，中国社会往往又对死亡讳莫如深。这也是为什么女性普遍比她们的男性伴侣感受到更深的依恋伤害和丧失感。

当产下死胎时，母亲可能会将此归罪于自己的无能或没有尽力保护好自己的孩子而陷入深深的自责。

在一段感情里，人工流产的次数越多，感情结束得就会越快越彻底。丧子的父母经常将孩子的死归咎于他人，这种责备也会针对彼此，尽管互不言说，他们的潜意识也会责备伴侣未能照顾好孩子，或者对方就是杀死孩子的凶手，正是他不愿意接受孩子的降生，要求自己流产的。

除了这一点，共同的丧失也让夫妻间建立了一种新的深刻的联系，在早夭的情况，父母会因为孩子的死感到强烈的情绪和行为上的失控，他们会互相争夺权力，以此恢复他们的控制感，然而，他们并不能获得他们真正想达成的控制——让死者回来。

写在最后

丧失孩子实际上是很常见的情况，在美国每4次怀孕就有1次以流产告终，在中国，出于对胎儿性别的筛选，婴儿的死亡率可能更高，但社会仍将其视为 “罕见事件”。

失去孩子的父母或许最好不要想着：再生一个孩子代替我死去的孩子，否则家庭的创伤将延续到新生的孩子身上，最理想的情况是，先处理完第一个孩子的丧失，再去考虑要孩子。

那如何处理呢？

要面对这个哀伤的事件，不逃避、不隔离、不压抑，我们要允许自己对孩子的死亡进行充足的哀悼。

哀悼足够后，我们的情绪就得到了处理。

然后，我们尊重孩子的非正常死亡。

如果是自然流产或者早夭，那我们尊重他们的死亡方式，尊重他们的死亡时间，也尊重今生今世他们就是这样的命运。

如果是人工流产，那我们就对他道歉。

对不起，没有让你的生命继续下去，我很抱歉。

但是你仍然是我的孩子，我会在心中给你一个位置，带着对你的爱好好活下去。

在心里给对方一个位置，最后通过好好的活着，来纪念去世的孩子。